而事实上，启蒙思想的作品背后可能会有更久远的希腊、宗教传统。
可是，依据谁批准，谁审查的一般逻辑，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后者若经审查认为前者与《宪法》相抵触，就可以不予批准或者采取其他类似措施。不仅如此，相关法律还可以明确要求：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认为报批的地方性法规存在合宪性问题而采取附修改意见批准提出意见退回修改或者类似措施时，应当将有关的具体意见向社会公布，从而提高审查结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198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提出：从法制方面进行监督，光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够，要各地人大常委会一齐监督才行。另一方面则与宪法解释存在牵扯，有必要予以厘清。[18]所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不仅需要审查报批的地方性法规是否与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还需要审查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从狭义上说，宪法解释仅是指专门解释。由于一些地方性法规涉及一个甚至多个宪法争议，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后方能决定，甚至需要请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4个月的期限比较紧张。
《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其相抵触，但通篇都没有使用合宪性审查或者类似表述，更遑论明文规定合宪性审查主体。至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该条款以及《立法法》的其他条文没有明示，因而，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存在代表和法律代表的区分，对于理解党的领导和人大体制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满足了人的欲望部分（利益），而在于通过平等制度——公民权、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现了个体之间承认（激情）的需要：民主政治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进行决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还在于它是表达激情的一个过程、一个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寻求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如果采用简化的理解，他要想表明的就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是，趋向于无限因此而有限。现代社会话题转化为人与公法的命题，探索多向度的人与公法的多维度。代表制的问题应该是政治哲学或者公法理论中的经典问题，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献论及，这里不作细致的评论。
[80] 这些话题都值得我们去研究，这里无法完全展开，但开放出一些小的命题。实际的源头就在柏拉图这里。
[8] 第二，在对事实的解释中产生破坏后果。因此，逐渐地开始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视野中，来阅读这些现代经典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会有新的启发。三、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 通过对代表、真理和现代性危机等现象的分析，沃格林初步告诉了我们如何运用新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所以，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常常会受到一些诘问。
此种灵知主义的观念结构，仍然在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中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的政治科学要反思一些符号话语——包括各种政治思想（思想家的、政治家的）。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正处在一个实际扩张过程之中。[7]这些假设一旦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出现了十分扭曲的现象，它们表现为琐碎知识的堆积在有缺陷的理论下摆弄材料方法论运动中去价值判断。
沃格林讨论的三种类型的真理常常为某个社会整体所宣称，其代表的是某种真理。[61]灵知主义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在寻求历史确定性的过程中，不断转向历史思辨。
三是理性之人，即对节制的渴望。很多研究在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前提下，就强行展开对材料的解释。
造成此种历史思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不容忍时代衰老的意识，不接受关于文明停滞的观念。他指出：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反映在政治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在今天依然很兴盛，比如我们这学期可能将会读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分析了关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用来佐证自己所提出的框架。进入专题：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马克思的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3个分类，等等。[79]如果不考虑人的维度是否可以在历史中被塑造这一复杂问题，其实也可以把人的存在维度作5个层面的分解：一是欲之人，即对利益的渴望。
这里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广泛的，囊括了一切能够反映人的存在状态的思想，如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等。叶颖：《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二）新的政治科学范式及其结构 在对实证主义的问题加以揭示过后，沃格林提出了自己所倡导的新的范式。[73]如果沃格林能够活得久一点，也许可能会赞同福山的此种论证。
但若要真正地进入他的庞大体系，除了结合后来卷帙浩繁的《秩序与历史》的文本，其他一些导读性的著作也不可或缺。[18]参见叶颖：《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二是激情之人，即对承认的需要。四是个体之人，即单一的个体。第二，如何界定政治科学。[33]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
实际上，更重要的后果，是方法论上的落后，导致无法对现代性的危机作出有效的评估和呈现。有人认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4）此即自主的人们的友爱的符号。[65]简而言之，就是西方现代性过于谋求对确定性的追求，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中，最终促成了文明的危机。
当然，好处是提供了很多的饭碗。二是在研究对象层面，事实上，社会中的所有行动者背后都有价值观念在驱动，如果忽视这种价值观念，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本身就是粗糙的。
之所以如此，源于实证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对外部世界必须采用数学那种精确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掌握上帝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禀赋不同，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的灵知主义。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这两种代表类型不能在逻辑上相混淆，否则就会造成实践的混乱。
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科学是一次政治科学内部的自我观察。[10][德]马克·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30]在有关主权者的学术讨论中，也有政治主权者、法律主权者的二分法。无论是人的认识能力，还是行动能力，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并且逐渐被人自身所意识到。
它们被‘升华了，即它们被从原来的性目标身上转移开来，转向更高尚、与性无关的社会目标。[66]那么，这里提到的灵魂真理到底是什么？ 沃格林以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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